[32]See Larry A. DiMatteo, Galyna Mykhailiuk Nina Mykhailiuk, Advancing the Rule of Law: Greating an Independent and Competent Judiciary, 7 The Italian Law Journal 61, 62-66(2021). [33]《彭真文选》,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85页。
从法治的角度来看，宪法是要维护稳定的社会秩序，民法是要保持令社会有活力的自由。除非得到社会个体的请求，国家不要去干预社会个体的事情。
宪法较多地体现阶级性，民法较多地体现社会性。从为恢复权利人对其权益圆满支配状态的物权请求权、人格权请求权，到保障债权得以实现的继续履行请求权与违约损害赔偿请求权。例如，古代罗马的自由民之间产生了私人的平等，在这种平等的基础上罗马法发展起来了。第二，宣誓加入美国国籍之后，将遵守美国宪法和法律，与国内和国外意欲推翻美国国家政权的所有敌人进行鬥争。19世纪至20世纪参与制定公法的法学家们都是通过民法学习而培养出来的。
由于权利有这些功能，所以权利是社会活力的源泉。罗马法中明确界定了受委托人根据委托人的指示，经管一项或数项事务的委托关系。也就是说，从历史解释和文字原意来看，宪法规定人格尊严，主要是为了在精神上维护个人在社会生活和交往中的体面与尊荣，使个人得以在身体与精神上皆免于强制与压迫。
就宪法上的人格尊严权而言，其作为一项基本权利，在主观性权利的维度上发挥着与普通法律权利非常不同的功能，主要指向对国家公权力的防御，但其同时还作为客观法规范发挥着价值辐射的功能，既对立法者形成保护委托，要求其进行基本的人格权保护法律制度的建构。依托领域化路径证成作为基本权利的个人信息权，则可以既折射出人权保障的伦理性价值，又通过其所蕴含的在一种社会结构体中的指向性义务形成相对更为清晰的宪法内涵。这种由下而上、层层递进的反思式总结，同时也是对宪法上人格尊严规范的核心要旨的重新认识和强化。社会发展和时代变迁中所出现的新趋势、新要求，在法律体系中往往最先明确和集中地出现在普通法律层面。
具有强烈私人性的个人信息保护问题，又天然具有公共化倾向，是公私领域叠合的典型事项。《民法典》人格权编在确立人格权范围时，通过特殊的立法例进行了相对宽泛的界定。
正如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同志所指出的，在《民法典》出台后，可以认为宪法第三十八条关于人格尊严的规范早已不限于民法通则制定时的狭义名誉权。他认为虽然谋杀案是历史事件，在过去这么久后，在社会公众知晓其姓名的问题上并不必然存在公共利益，但他不想再被过多关注从而妨碍其回归于新的社会关系。另一方面也通过权利和利益的并举，保持了对非典型人格法益的包容性及其在司法活动中进行类型化具体探索的开放性。例如，在个人信息保护领域，互联网时代中个人信息的流动会出现新特性，而基于人格自由发展—个人信息流动的高度关联，人格尊严的展开环节亦会随着个人信息流动特性的发展而新增，人格尊严保障的涵盖维度和相应要求也就自然需要拓展。
由此，宪法上人格尊严保障的面向就可以是多样而可不断更新的，可以根据社会关系、文化理念以及科技影响等要素的变化而灵活调整。德国关于人的尊严（Menschwürde，也有人性尊严、人格尊严等译法）的保护范围，有积极界定与消极界定两种学说。但是，《民法典》人格权编基本按照支配性原理构建起以信息主体自我控制为基础的个人信息权利体系，民事主体对个人信息所有、支配的权能状态，是决定个人信息处理方的行为模式、义务内容以及司法救济路径的逻辑起点。本文首发于《中国法律评论》2023年第1期专论栏目（第57-67页），脚注从略。
宪法上人格尊严的类型化路径 上述两类法律层面的规范和实践素材都表明：立法者在与时俱进地拓展着宪法人格尊严的内涵和保障维度。一方面，立法过程充满了各种利益的博弈权衡，具有极大的政治形成自由，能够与时俱进、灵活有效地推进宪法实施，保证行宪过程的民主性、科学性，保持宪法的生机活力。
在个人信息保护这一事项和领域中，人格尊严可以得到情景化的具体界说，可以实现多元和多样的维度构造，从而形成更为具体和有层次的合宪性要求。在事关人格尊严的特定领域场景中，还可以发现人格的自由展开可以呈现不同的环节，并由此使人格尊严的保护维度更加多样。
我国民事立法最终选择在《民法典》中设立独立的人格权编，努力解决传统法律体系的滞后与人民新的诉求之间的矛盾，与时俱进地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这种仅将个人信息权理解为以个人支配控制为内核的民事权利的做法，极有可能造成在实践中保护过度和保护不足的双重困境，使相应的司法救济模式和监管机制难以有力应对个人信息遭受侵害。只有在一种类型化的基本权利概念下，才能分析性或者综合衡量性地得出具有判准效用的宪法规范教义，从而为相应类型和场域下的公权力活动提供更加明确的具体指引或边界标识。座谈会上讨论之焦点就是人格权编，通过立法来拓展宪法人格尊严条款内涵的方向非常清晰。人格尊严内涵的再讨论：目光往返于宪法和部门法 宪法上人格尊严内涵之界定，洵非易事。在这个意义上形成的人格—个人信息—可承载的传统基本权利的总体交互结构，使人格尊严所保障的范围借助个人信息得以反思性地精细化，也使在数字化、信息化时代许多无法被顺利归入传统基本权利保护范围的事项，通过个人信息保护维度而落入人格尊严的保障范围。
例如，基于人格的自由发展包含个人信息的排他性支配和交互性流动的不同层面，宪法人格尊严意味着应当建构全面而又具层次性的公私协作法制，又如，可以确立对人格发展越重要的个人信息及其流动越应严格保护，相应的对公权力活动的审查密度亦应越高的审查公式。在宪法至上、法秩序融贯的意义上，这种规范系统内出现的新情势和新学理争议会要求宪法层面的回应。
一般人格权的内容包括，个人可以对自身的信念与行为继续发展或进行改变。以此为镜鉴，作为基本权利的人格尊严的内涵同样可以置于特定的事项领域中进行展开，从而进行类型化式的厘清、拓展。
循此可以持续讨论：除了经典的权利类型外还可涵纳哪些内容。基本权利保护范围的界定，是基本权利教义学的重大课题，在窄界定与宽界定的基本立场分野之下，需要在基本权利总论和单项基本权利两个层面上甄析辨明。
立法者已经开启的类型化，仍然需要在法律具体施行后的个案审视中得到进一步的反思、调整和完善。（一）素材之一：《民法典》对人格权的宽泛界定 《民法典》人格权编对宪法抽象内容的建构性诠释和具体拓展，就是上述进程的集中体现之一。《民法典》的这种立法体例和技术表明其已然超越了具体人格权利，在确保成熟的个人权利得以主张和救济的同时，还囊括了各类法律尚未申明的人格利益保护维度，从而为通过司法实践实现民事领域人格尊严保障的全覆盖提供总依据。彰表性权利是指个人能够自主地决定是否、何时、怎样在公众前展示、表现自我形象。
但是，无论普通立法做出了怎样的拓展，宪法作为最佳化命令仍然意味着可以做得更好一点，也就是永远保有对具体法制进行合宪性评价的可能性，以达到更好的人格尊严保护的效果。德国联邦宪法法院曾使用过以康德哲学为基础的客体公式，也就是认为，如果将具体个人贬损至客体，使个人沦为纯粹的工具而可被替代或放弃，就是对人的尊严的侵害。
（二）环节化路径 在领域化路径之外，还可以依循人格自由发展的环节进行类型化讨论。这一特征在德国联邦宪法法院裁定的被遗忘权第一案（Recht auf Vergessen I）中有集中反映。
由此，尽管宪法解释需要从部门法素材中寻找人格尊严内涵建构的资源，但必须明确的是，部门法对人格权的保护最终又离不开宪法规范，在放手实践和提出问题后，仍然需要重返宪法。该案的宪法诉愿人曾因犯谋杀罪被判终身监禁，经其同意后《明镜周刊》将对他的采访报道于1982年、1983年陆续刊登，并于1999年上传至网络供大众免费浏览。
立法机关对于《民法典》人格权编的立法背景有如下说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随着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随着经济发展和国民财富的不断积累，随着信息化和大数据时代的到来，人民群众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希望对权利的保护更加充分、更加有效。积极界定希望从正面给出何为人的尊严的答案，所借助之思想与理论资源包括基督教、自然法、道德哲学、系统理论、沟通理论等，但很难不陷入价值判断和主观恣意的困境。例如，通过第994条的规定，死者的部分具体人格权益仍受到法律保护，这相当程度上拓宽了人格尊严保障的时间维度。核心争点在于，是继续秉持以历史解释为基础的窄理解，将人格尊严定位为包括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和隐私权等在内的个别权利的集合，还是在人权条款所发扬的自由保障精神的笼罩下，将定义—解释转变为概括—列举的文本逻辑，从而将人格尊严理解为概括性甚至兜底性的一般人格权，以全面实现人作为目的的基础性宪法价值，并保障人作为独立意志主体所应有的人格的完备和自由展开？伴随着社会发展和法律体系变迁，相关讨论时有展现。
法律应当允许个人无害合理地行使上述自由，从而有机会告别曾经的过错以重新来过。关于宪法上的人的尊严，向以德国基本权利教义学为最发达，但在学理上仍显得混乱含糊，难以把握。
于此仍应注意宪法基本权利与部门法之间的交互影响关系。在不断落实宪法相应规范的同时，也通过法律层面的制度建构逐渐发展了宪法上人格尊严的内涵。
信息自决权也是一般人格权的具体化，但该权利强调的是个人对自身信息保真的权利，即确保个人信息透明、自愿地被加工和使用。这种环节化路径既可以是概念分析性的，也可以是经验归纳性的，总体上是根据人格本身自由发展的应然和实际规律，按照不同的步骤、环节类型化出不同面相的宪法保障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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